Tags

,

二月早春,本是举家团圆共享天伦的日子,却见上万大同市民自发涌上街头,在寒风中呼喊、甚至下跪,以挽留原山西大同市长耿彦波。这就是近来沸沸扬扬的大同事件的一幕。

山西大同于1982年2月被列入我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但其生态环境及城市风貌在近几十年来不见起色。大同“古城恢复性保护工程”从2008年耿彦波上任市长始,计划在5年内全面完成四面城墙及瓮城的修复。随着耿的离职且工程进入后期,围绕其争议也越发白热化,民众和专家各执一词。其争议的核心在于对于历史建筑原真性的追求上,民众和专家有明显分歧。民众支持耿的修复计划,自2008年起,大同市的风貌和城市居住环境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而发掘古城大同特有的魅力也能激起市民的自豪荣誉感。但城市遗产保护专家站在另一个角度,则无法不对如此大手笔的拆、建工程皱眉。阮仪三教授说“现在的城墙全是假的。他们打着恢复历史原貌为人民谋福利的幌子,行政绩工程之实。大同划为历史街区的,50%以上传统民居都应该认真保护,可是现在呢?全拆了,建假古董,造仿古建筑,他是作为景观来规划的,看上去雕梁画栋很漂亮,却失去了保留历史文脉、重现城市历史风貌的机会”。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双方如此截然相反的态度呢?

其实类似大同古城的问题并不新鲜,美国威廉斯堡(Colonial Williamsburg)是弗吉尼亚州20世纪初修复并重建的一组历史建筑群落,展示的是18世纪初至美国1776年独立前的殖民建筑风貌。项目的特色在于“重现历史”,村落中有专人着当年的服饰,展示并解说历史文化及工艺。威廉斯堡每年能从相当可观的游客中赚取门票、纪念物,及周边旅宿收入。但威廉斯堡向来饱受建筑界的批判。今年年初逝世的建筑批判界鼻祖哈克斯柏(Ada Louis Huxtable)就曾称其为“贬低了历史的原真性,并牺牲了视觉效果稍逊但却血肉鲜活的历史遗产”。这样的情景是否似曾相识?但我们若将威廉斯堡群落看成一个历史建筑主题公园,其存在发展良性带动了周边经济的上升,它是否就不再那么罪不可恕?回到大同古城,民众和专家的分歧实际上在于重建后的古城如何定位,如果能够像很多欧洲的历史建筑保护与改造一样,明确标识出历史建筑与重建建筑的年代区别,或以施工材料与技术的不同,或以细节直接表明,如在重建建筑砖石上刻上建造年代,这既能避免把假古董与真古董混淆的危险,更给百年之后面对这座新古城的人们一个明确的解释。

但无论是威廉斯堡、大同古城,乃至近年来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各色“古城”,如开封汴京、昆明古滇、武汉首义等,我们不妨试着退一步,暂不追究修复古城的原真性。因为这些工程是否有足够的存在价值不在于“古”,却在于“今”。对于大同来说,重建古城是否合理,最重要的是其未来能否带动良性的经济循环,对大同市内其它地区的居民生活长期而言是否有积极正面的影响。文首提到的群众下跪一幕中,他们担心的不仅仅是工程的延续,其现实意义更在于若成了耗资逾五百亿的烂尾工程,这将迅速榨干大同市的资金而反噬市民生活质量。实际上,大同市政府已经欠款近百亿。即使能达到耿所期望的一年三亿元收入,也需要至少十年才能填上这个窟窿。期间居民的生活质量将有何变化?可以想见的是市区内古城外围酒店拔地而起,房价及物价哄高,普通百姓负担不了不得不转向城区外围生存,而古城作为旅游景点被尴尬地隔离在市中心。这时我们讨论原真性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这座古城已被封印在过去,切断了和大同市其它部分的共同生长。而更可能的是古城无法带来期望的经济效益,彼时的后果也无需多加描绘。

至少在对待城市规划的观点上,耿彦波错了。他在采访中说到:“‘大同模式’不是我的发明,是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提出来的。他主张在一个城市的大容器里,古今分开,新旧两立,形成鲜明对比。过去为什么总有矛盾?你把发展跟保护放在一起肯定产生矛盾,为什么不分开,非要跟老祖宗较劲儿呢?”1950年梁陈方案背景下的北京与今日的大同有明显的结构性区别,而梁陈更是从未主张过古今分开的观点,其规划方案正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多重考虑下做出的最优选择,是城市规划,而非文物保护。

200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第二章制定了对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措施。但“文物”一词用在历史文化名城上可谓是极大的荒谬。历史文化名城之所以与其它城市有别,是在于其除去一座城市应有的健康生存环境、良好的经济发展、稳定的社会治安外,还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而将其列入“文物”,就是在起始点上定错了位,似乎历史文化名城是活的博物馆,是一种特殊的展示工具,是培养室里的花朵。设想身为“文物”古城中的一位居民,我们的生存方式是否就会和其它城市的人民迥异?答案是明显的。

这种错误的定位不仅展现在历史文化名城中,单体的历史建筑保护也是如此。“立面主义”(Facadism)是历史建筑保护的一种争议性手法,即在历史建筑被迫拆除时保留其立面并粘贴在新建筑上。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们是选择保留历史遗产的一部分实体,还是不为瓦全地将其尘封在记录图纸上?我会选择前者,因为即使是残缺片面的实体,至少能伴随着周边建筑环境一同走下去,而后者虽有骨气,却放弃了生存的意义。

这样的论点听起来难免世俗苟且,但在当今我国历史建筑频繁濒临危机的图景下却很有现实意义。历史建筑的危机与新建筑的迅速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后者也没有前者。历史建筑同历史文化名城一样,“历史”是其附加价值,但其“建筑”却是实实在在的本体。因此保护历史建筑并非史料研究,而是前瞻性的;建筑不会因为获得了历史建筑的称号就变成文物停止生长。历史建筑保护与新建筑设计本无明显的界限,即便是今日的先锋建筑也终将会成为历史建筑。两者的长远目标都是在解决实际建造需求的前提下创造并维护文化自身特色及多样性,而其手段都是在现有的制约下解决问题。历史建筑的特殊性仅在于其制约条件多了“历史”这一维度。

汉宝德先生曾提出“大乘的建筑观”,不鼓励过强的自我建造意识。其实对于历史建筑保护而言,又何尝不是这样?我们无需刻意营造文物般的保护环境,历史建筑专家与建筑师及民众之间本不该有隔阂,因为我们共享同一个目标——未来。退一步海阔天空,有时适当忘却历史建筑的特殊性才能走出保护工程的泥潭。大象无形,即是此意。

Advertisements